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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说终须是“寓言” ——合说汪曾祺与卡尔维诺——张家恕
发布编辑:超级管理员  发布时间:2020.11.12  点击:2286次

小说终须是“寓言”

——合说汪曾祺与卡尔维诺

张家恕

 

这里的两个作家,肯定是两极。一个是极致虚构、冷峻、令人惊惧、故事哲理化的卡尔维诺,一个是极致写实、温和、予人抚慰、生活诗意化的汪曾祺。他俩的迥异还有很多很多,而最大的大相径庭则是:卡氏深刻、犀利,汪氏冲淡、和谐。如此两极,怎能合起来说?

卡尔维诺是“世界上最好的寓言作家之一”(这是约翰·加德纳说的,此人是雷蒙德·卡佛的恩师,卡佛是我最钦佩的短篇小说家,所以我笃信他师父的说法),《黑羊》这一组作品就是对人类的过往与当下状态施以尖利讽喻的现代寓言。

首篇,标题“黑羊”即为洋文比喻语,意为“败家子”“败类”“害群之马”。谁是黑羊?是“贼子国”(文中该国未名,我想到咱们拥有的“君子国”,便不由自豪,不由分说予以反差命名)中唯一不偷盗的诚实人,这样看来,黑羊一词还是反讽。诚实人因为坚不做贼,最后只能饿死了之——由此,你可以联想到王蒙《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》以及北岛《回答》中的那两行金句,但我不认为这就是本篇的寓意。因为我不认为诚实人是故事的主角,主角应是贼子国全民、政府及其运行逻辑。我认为,这是比尤瓦尔·赫拉利更犀利的极简版的《人类简史》,人类从奉行丛林法则到现代公司化运作,进化是进化了,“贼”逻辑不移,进化不过是成就了“贼”性的精致。黑羊不是主角,却是作者的化身,卡尔维诺这匹“害群之马”洞悉并点破了人间的恶循环。

《呼喊特丽莎的人》《做起来》与勒庞的《乌合之众》可以互为论据,只要有人“带节奏”,人群就和羊群没什么区别。《呼》里的那群人中也有个别清醒者,“雀斑似的声音”就对呼喊“很狐疑”,“牙齿暴露的声音”甚至有几分抗议,但“我”回头“恨恨地”反问一句“什么?”就唬住了众人,他们“就又喊了一次”,而且“我”和一部分人离去后,“还有人留在那儿继续喊”。《做》的前半段告诉我们,让人民失去自由而“不觉得受不了”是容易的,只要有禁令和尖脚猫游戏两大法宝,前者强制、后者导向,人民就能被塑形为统治者最满意的不需要自由的傻样儿;后半段,自由来了,习惯了不自由的人竟然有了反抗行动,反抗自由!是不是太愚民、太荒诞了?是,也不是,这种情况、这种人,于我们是太现实、太熟悉了——我说的是清宫末代太监——他们当初被阉割成了不男不女的不是人,但毕竟做稳了奴隶(可以“成天玩尖脚猫游戏”);民国了、解放他们了、让他们不做奴隶去做人了(“可以任意做想做的事了”),可他们宁当奴不为人。这并不荒谬,那话儿都没有了怎么去做人?

寓言都是要讲道理或者驳斥某道理的,《良心》就质疑了“集体正义”这个“大道理”。那一场战争,是一个集体与另一个集体之间的,为集体杀人、杀素不相识、素无怨仇的人,是要得奖的,吕基得了很多奖章“银的、金的,各种各样的”。正应了鲁迅的那句话:“要杀人,莫如做刽子手。既英雄,又稳当。”刽子手是代集体杀人,因此能立功受赏。但吕基不觉得英雄也不感到稳当,他上战场为的是杀一个自己的仇人,杀那么多其他人“他感觉很糟”。战争结束后,他终于碰上了仇人,他就为自己、个人的“良心”干掉了仇人。不以集体的意志、不按集体的规则杀人,吕基被集体规则判处了绞刑。卡尔维诺当然不是说私仇杀人更正义,他辩难的是:如果不轨于公心的私仇杀人是非正义的,违背个体“良心”的公仇杀人就没有不正义吗?

《敌人的眼睛》表述的是人类对屠戮的余悸经验与戒惕之心。劫难已经过去,但“过去的敌人”并未灰飞烟灭,“他们的眼睛又在盯着我们了”。这绝非劫难幸存者的被迫害幻觉或创伤后遗症,老纳粹复活、新纳粹崛起,“凯瑟林和SS的存在都很有些年头了”,所以“担心”不是杞忧,并且不能停留于“担心”,那位母亲在暗夜里被敌人的眼睛刺中之后,她“牢牢站住,紧紧地盯住黑暗”,以眼还眼是唯一的活路。这则寓言在我们读起来,像不像写照十年浩劫后的吾土吾民?

卡尔维诺在他那由55个城市故事组成的《看不见的城市》里说:“你喜欢一个城,不在于它有七种或七十种奇景,只在于它对你的问题所提示的答案……或者在于它迫你回答的问题,像底比斯人的斯芬克斯一样。着重号是我所加,因为我觉得那正是他的寓言和所有寓言的要窍。对于大仲马来说,历史是钉子,用来挂他的故事。对于卡尔维诺来说,故事是钉子,用来挂他的思索。无思索,不寓言。

汪曾祺与卡尔维诺的可比性在哪里?说汪也是寓言小说家,恐怕会遭到围殴。说他是抒情的、田园的、风俗画的、柔秀温婉的,才是普遍的共识。汪先生就曾对崔道怡和林斤澜坦承:我不想对世界进行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严峻的拷问;我也不想对世界发出像卡夫卡那样的阴冷的怀疑。……我追求的不是深刻,而是和谐甚至,在他遭迫害、受磨难时“还能感受生活的快乐”。我大四快毕业的时候,曾致信汪先生,探问他被补划成右派发配塞上时,是否委屈、愤懑、积郁?先生复信曰否,说自己在张家口沙岭子农科所奉命画《中国马铃薯图谱》时颇为自适且有成就感,还抄录了他当时的诗句“坐对一丛花,眸子炯如虎”示我以证。不过,他也很周延地说到了寂寞,然则,寂寞中仍感温暖!他的《寂寞与温暖》就书写了那段日子的“逆来”生态和“顺受”心态。既然,汪先生如此之“糯”(“糯”是他自承并推崇的为人为文之风),那么,他真就只是在“雅化”生活?且慢!十年之后,他突然低沉地说道:“重读一些我的作品,发现:我是很悲哀的。”(《〈汪曾祺自选集〉重印后记》1991)“很”这样的“最高级”性质的程度副词,汪先生在作品中是很少用的,所以,他哪里是一个“岁月静好”的闲逸之士!且读他在《云致秋行状》(1983)中书写的“惶惶不可终日”:

每天都听到熟人横死的消息。……“今夜脱了鞋,不知明天来不来”。谁也保不齐今天会发生什么事。过一天,算一日!云致秋倒不太担心被打死:他担心被打残废了,那可就恶心了!每天他还得上团里去。老伴每天都嘱咐:“早点回来!”——“晚不了!”每天回家,老伴都得问一句:“回来了?——没什么事?”——“没事。全须全尾——吃饭!”好像一吃饭,他今天就胜利了。

对照一下卡尔维诺《敌人的眼睛》,有着几乎同样的回家和出门的情景对话,有着本质上完全同样的淋漓沉痛:

彼得罗的哥哥死在一个集中营里。彼得罗和他的母亲一起生活,在他们家的老房子里。傍晚时,他回到家。……

他打开门。“是你!”传来他母亲的声音。“终于回来了!”

“你知道不到这时候我是不会回来的。”彼得罗说。

“是,我知道,可我等不及。”母亲说,“一整天我的心都在嗓子眼上……我不知道为什么……那条新闻……那些将军又接管了……说是他们一直都是对的……”

……吃过晚饭,彼得罗出门,外面下着雨。

“彼得罗?”他的母亲问。

“什么事?”

“这种天气还出门?”

“怎么啦?”

“没什么……别太晚……”

“我不是小孩了,妈妈。”

“好吧……再见……”

他的母亲在他身后关上门,停下来听他在石子路上的脚步声,门的叮当声。……当然,在今天晚上去担什么心是愚蠢的;同样明天也不必担心;甚至这一年都不必担心。但她不知道她可以有多长时间不必担心。即使在战争年代,有些晚上你也不必担心。但你现在却早就开始为第二天担心了。

不过,汪曾祺确实并不经常表达“淋漓沉痛”,他写得最多、最好的都是“小桥流水”,都像是桃源人事(譬如《受戒》),但陶令的桃源乌托邦,不也正是对浑浊现世的沉痛抗议?他爱谈语言、风格,不爱聊思想、讲主题且特别反感“明确”的主题,他说“我永远是一个小品作家。我写的一切,都是小品。”但“小品”是什么呢?他下的定义是:“对某个现象,某种问题表示一定的见解”的“小论文”。可是读者都知道,他并不大发议论,“见解”都融含在人物故事中。这不就跟卡尔维诺的寓言形神皆类了么?

《钓人的孩子》这组小说显然是寓言。其首篇,是“标准”的艾布拉姆斯所说的“观念寓言”:人物象征抽象的概念犹如论点,故事则如论据用以阐明论点。那孩子象征的是物欲这一人间“魔鬼”,钓人的情节和钓人的道具(钞票)论证了物欲的魔力。留心点儿,你还会发现,这组小说是一个整体结构,相互关系犹如奏鸣曲的呈示部、展开部、再现部,层层强化、深描着“魔鬼”的寓意/主题。总标题(亦为首篇标题),是全文的“主导动机”——首篇则是呈示部,总括性地显现了“魔鬼”主题——第二篇《捡金子》“展开”了这“魔鬼”,不再是一张只能买点儿日常零碎的钞票,而是可以“杀虎”的“刀”,物欲的内容由“食”扩充到了“色”——末篇充分细化地“再现”即强调、强化了前两篇的主旨,人物有名有姓了、故事起承转合了、捡钞票捡金子膨胀到了捡250万元大奖,更刻画出了“杀虎”之“刀”对人的毒烈蚀刻力:彭振铎买奖券的动因是“诗意”的,那“诗意”却被物化现实所轰毁,轰毁也是重塑,他被金钱牢牢塑起了物欲,于是颂柳的诗篇留下来准备献给下一个对象,于是“航空奖券,他还是按月买,因为已经成了习惯”。(这样的惯性成习,难道不与继续玩尖脚猫游戏和继续喊特丽莎相似?)

说到这里,合说的理由应当已经成立了。但,我并不是要从文体层面上说他俩的相同,那是不符合事实的;我想说的是他俩的作品都是有寓意的,虽然锐利程度和显隐形态大有不同。小说和一切文艺形式的本质是隐喻,它们的终极价值是其“本事”所蕴含的思想——亦即寓意。没有寓意的小说只是故事,只是片段的生活现象(置于浩淼宇宙与漫漫历史中,就连“创世记”这样的开辟鸿蒙、或“出埃及记”这样的转折关头,也都不过是小小的历史片段)。故事不被安置在某种意义的坐标系或问题框架内,就没有意义。虽然,人类一思索,上帝就发笑;但是,人类不思索,上帝把你撂。——不仅是天上的上帝,还有读者上帝。读者对道理和意义有着本能的热爱和一辈子的执着。

作家、作品得有思想、寓意不是常识吗?何须说!然而,作家缺少思想、“小说写作普遍流于琐碎和浅表化”(李建军语)恰是当今中国小说界常态。而这样的常态是很不正常的。那么,就很值得说,以这两位大家为典例来说一说。

没有一个作家不想拥有思想,之所以思想贫弱,从作家主体养成来看,在于建构的路子不对。有的直走生活体验之路,也确有质朴可贵的“亲知”,但这感性之知还称不上“思想”,且其创作之路必也行而不远。有的追随某种学说,也能有一套大道理头头是道,却不是贴标签就是拾人牙慧,没有自己的“真知”。思想单凭经验体验可不成,全靠“拿来”高深哲理也不成,而且,两者相加也得不到好果子。思想是生命体验与拿来哲理进行“对话”乃至相互“反驳”而铸就。巴赫金早就精辟道出:思想产生于对话,而对话的本性是辩论、反驳。

卡氏有过炼狱般的人生经历,我的成长正处于独裁时期,后来在战争时期我又投身戎马”;又有着人类文明精粹的寻获,战后曾与列维·斯特劳斯、罗兰·巴特等思想大家交往密切,浸泡过马克思主义、结构主义、解构主义、存在主义、现象学、精神分析学等等太多太多学说。最终,他不属于任何一种主义,而包容了各种主义,成了一个“将与时代休戚相关的科学、哲学、政治学的零件置入文学机器中不断磨合、不断调试”的巨匠。

比卡氏大三岁的汪曾祺经受的是灵魂折磨的炼狱,中国的各种运动,我是一个全过程”,“精神上的压抑”,犹如“长进树皮里的铁蒺藜”;他外取的思想资源极为驳杂,最主要的是儒家,但他的学儒是“反驳”型的,他依据自己的人生体验、个性偏好将儒学指认为“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”(原教旨的儒者或反儒者大概都会反对他的这种看法)。他认同“六经注我”的路子,最后形成的是“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”思想。

他俩有思想,所以作品大有寓意,所以作品是精品。

所有真正的小说,都得有寓意——“当它朝你走过来的时候,分明是一个故事,生动活泼;而当它转身要走开的时候,却突然变成了一个哲理,严肃认真”(严文井先生这话真是一切文学的至理)—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我说,小说终须是“寓言”。




钓人的孩子(三则)

汪曾祺

钓人的孩子

抗日战争时期。昆明大西门外。

米市,菜市,肉市。柴驮子,炭驮子。马粪。粗细瓷碗,砂锅铁锅。焖鸡米饯,烧饵块。金钱片腿,牛干巴。炒菜的油烟,炸辣子的呛人的气味。红黄蓝白黑,酸甜苦辣咸。

每个人带着一生的历史,半个月的哀乐,在街上走。栖栖惶惶,忙忙碌碌。谁都希望意外地发一笔小财,在路上捡到一笔钱。

一张对摺着的钞票躺在人行道上。用这张钞票可以量五升米,割三斤肉,或扯六尺细白布,——够做一件汗褂,或到大西门里牛肉馆要一盘冷片、一碗汤片、一大碗饭、四两酒,美美地吃一顿。

一个人弯腰去捡钞票。

——,钞票飞进了一家店铺的门里。

一个胖胖的孩子坐在门背后。他把钞票丢在人行道上,钞票上拴了一根黑线,线头捏在他的手里。他偷眼看着钞票,只等有人弯腰来拾,他就猛地一抽线头。

他玩着这种捉弄人的游戏,已经玩了半天。上当的已经有好几个人了。

胖孩子满脸是狡猾的笑容。

这是一个小魔鬼。

这孩子长大了,将会变成一个什么人呢?日后如果有人提起他的恶作剧,他多半会否认。——也许他真的已经忘了。

捡金子

这是一个怪人,很孤傲,跟谁也不来往,尤其是女同学。他是哲学系的研究生。他只有两个“听众”,都是中文系四年级的学生。他们每天一起坐茶馆,在茶馆里喝清茶,嗑葵花子,看书,谈天,骂人。哲学研究生高谈阔论的时候多,那两位只有插话的分儿,所以是“听众”。他们都有点玩世不恭。哲学研究生的玩世不恭是真的,那两位有点是装出来的。

他们说话很尖刻,动不动骂人是“卑劣的动物”。他们有一套独特的语言。他们把漂亮的女同学叫做“虎”,把谈恋爱叫做“杀虎”,把钱叫做“刀”。有刀则可以杀虎,无刀则不能。诸如此类。他们都没有杀过一次虎。

这个怪人做过一件怪事:捡金子。昆明经常有日本飞机来空袭。一有空袭就拉警报。一有警报人们就都跑到城外的山野里躲避,叫做“逃警报”。哲学研究生推论:逃警报的人一定会把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,包括金子;有人带金子,就会有人丢掉金子;有人丢掉金子,一定会有人捡到;人会捡到金子;我是人,故我可以捡到金子。这一套逻辑推理实在是无懈可击。于是在逃警报时他就沿路注意。他当真捡到金戒指,而且不止一次,不止一枚。

此人后来不知所终。

有人说他到了重庆,给《中央日报》写社论,骂共产党。

航空奖券

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发行了一种航空救国奖券,头奖二百五十万元,月月开奖。虽然通货膨胀,钞票贬值,这二百五十万元一直还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。这就是说,在国民党统治范围的中国,每个月要凭空出现一个财主。花不多的钱,买一个很大的希望,因此人们趋之若鹜,代卖奖券的店铺的生意很兴隆。

中文系学生彭振铎高中毕业后曾教过两年小学,岁数比同班同学都大。他相貌平常,衣装朴素,为人端谨。他除了每月领助学金(当时叫做“贷金”),还在中学兼课,有一点微薄的薪水。他过得很俭省,除了买买书,买肥皂牙膏,从不乱花钱。不抽烟,不饮酒。只有他的一个表哥来的时候,他的生活才有一点变化。这位表哥往来重庆、贵阳、昆明,跑买卖。虽是做生意的人,却不忘情诗书,谈吐不俗。他来了,总是住在爱群旅社,必把彭振铎邀去,洗洗澡,吃吃馆子,然后在旅馆里长谈一夜。谈家乡往事,物价行情,也谈诗。平常,彭振铎总是吃食堂,吃有耗子屎的发霉的红米饭,吃炒芸豆,还有一种叫做魔芋豆腐的紫灰色的烂糊糊的东西。他读书很用功,但是没有一个教授特别赏识他,没有人把他当作才子来看。然而他在内心深处却是一个诗人,一个忠实的浪漫主义者。在中国诗人里他喜欢李商隐,外国诗人里喜欢雪莱,现代作家里喜欢何其芳。他把《预言》和《画梦录》读得几乎能背下来。他自己也不断地写一些格律严谨的诗和满纸烟云的散文。定稿后抄在一个黑漆布面的厚练习本里,抄得很工整。这些作品,偶尔也拿出来给人看,但只限于少数他所钦服而嘴又不太损的同学。同班同学中有一个写小说的,他就请他看过。这位小说家认真地看了一遍,说:“很像何其芳。”

然而这位浪漫主义诗人却干了一件不大有诗意的事:他按月购买一条航空奖券。

他买航空奖券不是为了自己。

系里有个女同学名叫柳曦,长得很漂亮。然而天然不俗,落落大方,不像那些漂亮的或自以为漂亮的女同学整天浓妆艳抹,有明星气、少奶奶气或教会气。她并不怎样着意打扮,总是一件蓝阴丹士林旗袍,——天凉了则加一件玫瑰红的毛衣。她走起路来微微偏着一点脑袋,两只脚几乎走在一条线上,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风致,真是一株风前柳,不枉了小名儿唤做柳曦,彭振铎和她一同上创作课。她写的散文也极清秀,文如其人,彭振铎自愧弗如。

尤其使彭振铎动心的是她有一段不幸的身世。有一个男的时常来找她。这个男的比柳曦要大五六岁,有时穿一件藏青哔叽的中山装,有时穿一套咖啡色西服。这是柳曦的未婚夫,在资源委员会当科长。柳曦的婚姻是勉强的。她的父亲早故,家境贫寒。这个男人看上了柳曦,拿钱供柳曦读了中学,又读了大学,还负担她的母亲和弟妹的生活。柳曦在高中一年级就跟他订婚了。她实际上是卖给了这个男人。怪不道彭振铎觉得柳曦的眉头总有点蹙着(虽然这更增加了她的美的深度),而且那位未婚夫来找她,两人一同往外走她总是和他离得远远的。

这是那位写小说的同学告诉彭振铎的。小说家和柳曦是小同乡,中学同学。

彭振铎很不平了。他要搞一笔钱,让柳曦把那个男人在她身上花的钱全部还清,把自己赎出来,恢复自由。于是他就按月购买航空奖券。他老是梦想他中了头奖,把二百五十万元连同那一册诗文一起捧给柳曦。这些诗文都是写给柳曦的。柳曦感动了,流了眼泪。投在他的怀里。

彭振铎的表哥又来了。彭振铎去看表哥,顺便买了一条航空奖券。到了爱群旅社,适逢表哥因事外出,留字请他少候。彭振铎躺在床上看书。房门开着。

彭振铎看见两个人从门外走过,是柳曦和她的未婚夫!他们走进隔壁的房间。不大一会儿,就听见柳曦的放浪的笑声。

彭振铎如遭电殛。

他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而且他渐渐觉得柳曦的不幸的身世、勉强的婚姻,都是那个写小说的同学编出来的。这个玩笑开得可太大了!

他怎么坐得住呢?只有走。

他回到宿舍,把那一册诗文翻出来看看。他并没有把它们烧掉。这些诗文虽然几乎篇篇都有柳,柳风,柳影、柳絮、杨花、浮萍……但并未点出柳曦的名字。留着,将来有机会献给另外一个人,也还是可以的。

航空奖券,他还是按月买,因为已经成了习惯。

一九八二年二月二日


黑羊(五则)

(意大利)卡尔维诺

黑羊

从前有个国家,里面人人是贼。

一到傍晚,他们手持万能钥匙和遮光灯笼出门,走到邻居家里行窃。破晓时分,他们提着偷来的东西回到家里,总能发现自己家也失窃了。

他们就这样幸福地居住在一起。没有不幸的人,因为每个人都从别人家里偷东西,别人又再从别人家里偷,依次下去,直到最后一个人去第一个窃贼家行窃。该国贸易也就不可避免地是买方和卖方的双向欺骗。政府是个向臣民行窃的犯罪机构,而臣民也仅对欺骗政府感兴趣。所以日子倒也平稳,没有富人和穷人。

有一天——到底是怎么回事没人知道——总之是有个诚实人到了该地定居。到晚上,他没有携袋提灯出门去偷,而是呆在家里抽烟读小说。

贼来了,见灯亮着,就没进去。

这样持续了有一段时间。该国的人感到有必要向他挑明一下,纵使他想什么都不做地过日子,可他没理由妨碍别人做事。他天天晚上呆在家里,这就意味着有一户人家第二天没了口粮。

诚实人感到他无力反抗这样的逻辑。从此他也像他们一样,晚上出门,次日早晨回家。但他不行窃。他是诚实的。对此,你是无能为力的。他走到远处的桥上,看河水打桥下流过的情形。每次回家,他都会发现家里失窃了。

不到一星期,诚实人就发现自己已经一文不名了;他家徒四壁,没任何东西可吃。但这不能算不了什么,因为那是他自己的错,不,总之是他的行为使其他人很不安。因为他让别人偷走了他的一切却不从别人家那儿偷任何东西。这样总有人在黎明回家时,发现家里没被动过——那本该是由诚实人进去行窃的。

不久以后,那些没有被偷过的人家发现他们比人家就富了,就不想再行窃了。糟糕的是,那些跑到诚实人家里去行窃的人,总发现里面空空如也,因此他们就变穷了。

同时,富起来的那些人和诚实人一样,养成了晚上去桥上的习惯,他们也看河水打桥下流过的情形。这样,事态就更混乱了。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人在变富,也有更多的人在变穷。

现在,那些富人发现,如果他们天天去桥上,他们很快也会变穷的。他们就想:“我们雇那些穷的去替我们行窃吧。”他们签下合同,敲定了工资和如何分成。自然,他们依然是贼,依然互相欺骗。但形势表明,富人是越来越富,穷人是越来越穷。

有些人富裕得已经根本无须亲自行窃或雇人行窃就可保持富有。但一旦他们停止行窃的话,他们就会变穷,因为穷人会偷他们。因此他们又雇了穷人中的最穷者来帮助他们看守财富,以免遭穷人行窃,这就意味着要建立警察局和监狱。

因此,在那诚实人出现后没几年,人们就不再谈什么偷盗或被偷盗了,而只说穷人和富人;但他们个个都还是贼。

唯一诚实的只有开头的那个人,但他不久便死了,是饿死的。

(毛尖 译)

呼喊特丽莎的人

我迈出人行道,朝后退几步,抬起头,然后,在街中央,双手放在嘴上作喇叭状,对着这一街区的最高建筑物喊:“特丽莎!”

我的影子受了月亮的惊吓,蜷缩在我的两脚之间。

有人走过。我又叫了一声:“特丽莎!”那人走近我,问:“你不喊得响一点,她是听不到的。让我们一起来吧。这样,数一二三,数到三时我们一起喊。”于是他数:“一,二,三。”然后我们一齐吼:“特丽丽丽莎莎!”

一小撮从电影院或咖啡馆里出来的人走过,看见了我们。他们说:“来,我们帮你们一起喊。”他们就在街中心加入了我们的行列,第一个人数一二三,然后大家一齐喊:“特丽丽丽莎莎!”

又有过路人加入我们的行列:一刻钟后,就成了一大群人,大约有20个吧,而且还不时地有新成员加入。

要把我们这么一群人组织起来同时喊可真不容易。总是有人在没数到“三”之前就喊了,还有人尾音拖得太长,但最后我们却相当有效地组织起来了。大家达成一致,就是发“特”音时要低而长,发“丽”音时高而长,发“莎”音时低而短。这样听上去就很不错。当有人退出时,不时地会有些小口角。

正当我们渐入佳境时,突然有人——如果是从他的嗓音判断,他一定是个满脸雀斑的人——问道:“可是,你确定她在家吗?”

“不能确定。”我说。

“那就太糟了,”另一个说,“你是忘了带钥匙,对不对?”

“其实,”我说,“我带着钥匙。”

“那么,”他们问,“你为什么不上去呢?”

“哦,可我不住这儿,”我说,“我住在城市的另一头。”

“那,恕我好奇,”满脸雀斑的声音很小心地问,“那到底是谁住在这儿?”

“其实我也不知道。”我说。

人群似乎有些失望。

“那能不能请你解释一下,”一个牙齿暴露的声音问,“你为什么站在这儿的楼下喊‘特丽莎’呢?”

“对于我来说,”我说,“我们可以喊其他名字,或换个地方叫喊,这并不重要。”

他们有些恼怒了。

“我希望你没有耍我们?”那雀斑似的声音很狐疑地问。

“什么?”我恨恨地说,然后转向其他人——希望他们能为我的诚意作证。那些人什么也没说,表明他们没接受暗示。

接下来有一阵子的尴尬。

“要不,”有人好心地说,“我们一起来最后叫一次特丽莎,然后回家。”

这样我们就又喊了一次。“一二三特丽莎!”

但这次叫得不太好。然后人们就纷纷回家了,一些人往东,一些人往西。

我快要拐到广场的时候,我还听到有声音在叫:“特-丽-莎!”

一定是还有人留在那儿继续喊。有些人很顽固。

(毛尖 译)

良心

来了一场战争,一个叫吕基的小伙子去问他是否能作为一个志愿者参战。

人人都对他赞扬有加。

吕基走到他们发步枪的地方,领了一把枪说:“现在我要出发了,去杀一个叫阿尔伯托的家伙。”

他们问他阿尔伯托是谁。

“一个敌人。”他回答,“我的一个敌人。”

他们跟他解释说他应该去杀某一类敌人,而不是他自己随便想杀谁就杀谁。

“怎么?”吕基说:“你们以为我是笨蛋吗?这个阿尔伯托正是那类敌人,是他们中的一个。当我听说你们要和那么多人打仗,我就想我也得去,这样我就能把阿尔伯托杀了。这就是我来这儿的原因。我了解这个阿尔伯托,他是个恶棍。他背叛了我。几乎没个由头,他让我在一个女人那儿成了小丑。这是旧话了。如果你们不相信我,那我可以把整个经过跟你们讲一下。"

他们说行了,这已经够了。

“那么,”吕基说:“告诉我阿尔伯托在哪儿,我这就去那儿和他干一场。”

他们说他们不知道。

“不要紧。”吕基说,“我会找到人告诉我。迟早我要逮住他。”

他们说他不能那样做,他得去他们叫他去的地方打仗,打恰好在那里的人。关于阿尔伯托,他们是一无所知。

“你们看,”吕基坚持说:“我真是应该跟你们讲一下那件事。因为这个家伙是个真正的恶棍,你们去打他是完全应该的。”

但是其他人不想知道。

吕基看不出这是什么原因:“抱歉,也许我杀这个或那个敌人对你们而言是一样的,可是如果我杀了一个和阿尔伯托没关系的人,我会难受的。”

其他人不耐烦了。其中一个人颇费了番口舌,跟他解释战争是怎么回事,他为什么不可以认定自己要杀的某人是敌人。

吕基耸了耸肩。“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,”他说,“你们就别把我算上了。”

“你已经来了,你就得干下去。”他们吼道。

“向前走,一、二,一、二!”这样他们就把他送上战场了。

吕基闷闷不乐。尽管他可以随手杀人,但那不过是为了看看他是否可以找到阿尔伯托,或者阿尔伯托的家人。

他每杀一个人,他们就给他一个奖章,但他闷闷不乐。“如果我杀不了阿尔伯托,”他想,“那我杀那么一大堆人是一点都不值得的。”他感觉很糟。

同时他们仍在不断地给他颁发奖章。银的,金的,各种各样的。

吕基想:“今天杀一点,明天杀一点,他们就会越来越少,最后就会轮到那恶棍了。”

但是就在吕基找到阿尔伯托之前,敌人投降了。他感觉糟透了,自己杀了那么多的人,却毫无意义。现在,因为和平了,他就把他的奖章都装在一个袋子里,去敌国到处转悠,把奖章分给那些死者的妻子和孩子。

这样转悠的时候,他遇上了阿尔伯托。

“好,”他说,“迟来总比不来好。”他就把他杀了。

那样他就被捕了。他被指控为谋杀并判处绞刑。在审判中,他不停地说他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良心,但没人听他的。

(毛尖 译)

做起来

有这样一个镇子,做什么事都被禁止了。

现在,因为唯一未被禁止的就是尖脚猫游戏,所以镇上的臣民就经常聚在镇后边的草坪上,成天地玩尖脚猫游戏。

因为禁令被制订的时候总有恰当的原因,所以没有任何人觉得有理由抱怨,也没人觉得受不了。

几年过去了。有一天,官员们觉得再没有任何理由禁止臣民做这些事了,他们就派了传令官四处通知人们一切都开禁了。

传令官来到老百姓喜欢聚集的那些地方。

“听好了,听好了,”他们宣布,“所有的都开禁了。”

但人们还是玩尖脚猫游戏。

“明白吗?”传令官重申,“你们现在可以任意做想做的事了。”

“好的,”臣民们回答。“我们玩尖脚猫。”

那些传令官一再地提醒他们的臣民,他们又可以回到从前曾经从事的那些高尚而有用的职业中去了。但是老百姓都不愿听,他们继续玩尖脚猫,一圈又一圈,甚至都不停下来喘口气。

看到他们是白费劲了,那些传令官就回去禀报上面。

“这很容易,”那些官员们说,“现在我们下令禁止尖脚猫。”

人民就是在那时开始反抗的,杀了很多官员。

然后人民分秒必争地又回去玩尖脚猫了。

(万紫,雨宁 译)

敌人的眼睛

一天早上,彼得罗在路上走着,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烦扰他。这种感觉持续了一会儿,不过他也吃不准到底是怎么回事——就好像是有人在他后面盯他的梢,可他看不见。

他猛地回过头去:临近的几条街上人倒是不少,可他所在的这条街上却只有大门和围墙,贴满破海报的木栅栏。周围几乎没人。彼得罗立即对自己感到很恼怒,向这种回头的冲动让步真是愚蠢。因此他决心继续走,继续他刚才的思路。

那是个秋天的早晨,有一点儿阳光;虽然不至于让你欢呼雀跃,却也不会叫你心弦纷乱。但是,不管他自己如何想,那种不安感还是越来越拽住他,有一阵他觉得这种不安感就聚集在他的脖子上、背上、肩膀上,就像他永远躲不开的目光,如同某种充满敌意的东西在慢慢地逼近他。

为了克服自己的紧张,他觉得周围需要有些人,他便朝一条较繁忙的街上走去。但是又一次,在街角,他转身回头看,一个骑脚踏车的人经过,一个女人穿过马路,他仍然看不出周围的人和事与咬啮着他的焦虑之间有什么关系。转身的时候,他的眼睛对上了另一个男人的眼睛,那人同时也在转过头去。两个男人都同时迅速地把视线从对方身上移开,似乎彼此都在寻找另外的东西。彼得罗想:“也许那人会以为我在看他。也许我不是惟一的在这个早晨为感觉变得可恶地尖锐所苦恼的人。也许是因为天气,这日子,让我们都变得神经兮兮的了。”

他那时是在一条繁忙的街上,因为心里这样想着,他就开始打量周围的人,注意到有些人的举动十分可笑:羞恼般地甩着手,几乎碰到了脸;眉头皱成一团,似乎是被突然的忧虑或烦心的记忆袭击了。“多么痛苦的一天啊!”彼得罗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。在电车站,他踢踏着脚的时候注意到,其他等车的人也同样在踢踏着他们的脚,一边读着电车线路告示牌,似乎要在上面寻找没写上去的东西。

在电车上,售票员在找钱的时候出了错,并且发了脾气。驾驶员向行人和骑车的拼命按喇叭;乘客的手紧紧地抓住栏杆,就仿佛沉船上的海员似的。

彼得罗认出了他的朋友考拉多的身影。他正坐下来,没看见彼得罗,心神不宁地朝窗外打量着,用一个手指甲抠着脸。

“考拉多!”他冲着他头上叫了一声。

他的朋友喊:“啊,是你!我没看见你。我在想事。”

“你看上去很紧张。”彼得罗说,然后他意识到自己不过是想在别人身上发现和自己同样的状态。他说:“我自己今天也相当紧张。”

“谁不是呢?”考拉多说,他脸上那种耐心而嘲讽似的微笑让人愿意听他讲述,并信任他。

“你知道我的感觉吗?”彼得罗说:“我觉得就像是有双眼睛在盯着我看。 ”

“眼睛,你这是什么意思?”

“某个我遇到过的人的眼睛,可我记不得了。冷冷的眼睛,敌意的……”

“那种眼睛是不值得你看的,不过,你倒千万不可大意才是。”

“是……那眼睛像……”

“像是德国人的?”考拉多问。

“对对,像是德国人的眼睛。”

“那么,很明显了。”考拉多边说边打开了他的报纸,“比如这条新闻……”他指着标题:凯瑟林被特赦……SS重整旗鼓……美国资助新纳粹……“不奇怪他们又出现在我们背后了。”

“哦,那么……你认为那是……但为什么我们现在才觉得呢?凯瑟林和SS的存在都很有些年头了,一年,甚至两年。可能那时他们还在监狱里,但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他们在那儿,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们……”

“那眼睛,”考拉多说,“你说你感觉到有眼睛在盯着你。至今为止他们还没敢怎么盯人:他们眼睛下垂,而我们也不再习惯他们了……他们是过去的敌人,我们恨他们过去所做的,不是现在的他们。不过,现在他们发现了他们过去盯人的……他们八年前盯人的方式……我们是记得的,开始感到他们的眼睛又在盯着我们了……”

在过去,彼得罗和考拉多,他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的记忆。而且他们,一如从前,不是什么幸福的人。

彼得罗的哥哥死在一个集中营里。彼得罗和他的母亲一起生活,在他们家的老房子里。傍晚时,他回到家。门照例地嘎嘎响,碎石子在他的鞋底下吱吱叫,就像白天,每次如果你仔细听,它们发出的声音就像是脚步声。

那个晚上出来的德国人,他现在走在什么地方?可能他现在正穿过一座桥,在运河边或一排矮房子边踱步,房子里的灯亮着,在一个满是煤和碎石的德国——他现在是普通人的打扮,扣子一路扣到下颌的黑外套上,绿帽子,眼镜,他此刻正盯着,盯着他,彼得罗。

他打开门。“是你!”传来他母亲的声音。“终于回来了!”

“你知道不到这时候我是不会回来的。”彼得罗说。

“是,我知道,可我等不及。”母亲说,“一整天我的心都在嗓子眼上…… 我不知道为什么……那条新闻……那些将军又接管了……说是他们一直都是对的……”

“你也是!”彼得罗叫道。“你知道考拉多说什么了?他说我们现在都感觉到了那些德国人又在盯着我们了……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都紧张……”然后他笑了起来,似乎这事只有考拉多一个人这么想。

但是母亲的手在他脸上挥了一下。“彼得罗,是不是要打仗了?他们是不是回来了?”

“这个,”彼得罗想,“直到昨天,当你听人谈起另一场战争的危险性时,你是不会想到这有什么特别的,因为过去的战争有它们自己的模样,而且也没人知道新战争会是什么样子。但现在我们知道了:战争又找回它过去的脸了,还是他们那些脸。”

吃过晚饭,彼得罗出门,外面下着雨。

“彼得罗?”他的母亲问。

“什么事?”

“这种天气还出门?”

“怎么啦?”

“没什么……别太晚……”

“我不是小孩了,妈妈。”

“好吧……再见……”

他的母亲在他身后关上门,停下来听他在石子路上的脚步声,门的叮当声。她站在那儿听雨的声音。德国在遥远的地方,在阿尔卑斯山脉的那一头。那儿可能也下着雨。凯瑟林驱车经过,他的车溅起了泥浆;把她儿子带走的SS正要去重整旗鼓,穿着闪亮的黑雨衣,他们老兵的雨衣。当然,在今天晚上去担什么心是愚蠢的;同样明天也不必担心;甚至这一年都不必担心。但她不知道她可以有多长时间不必担心。即使在战争年代,有些晚上你也不必担心。但你现在却早就开始为第二天担心了。

她一个人,外面是喧闹的雨声。穿过这个被雨浸透了的欧洲,过去的敌人的眼睛刺穿了这夜,正好刺中她。

“我能看见他们的眼睛。”她想,“但他们也该看见我们的。”她于是牢牢站住,紧紧地盯住黑暗。

(毛尖 译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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